日本人自己都扔了！武士刀被当废铁贱卖，军国主义却捡起来擦粉？

经济上，日本效仿唐朝的均田制与租庸调制，推行"班田收授法"，将地主豪强的土地收归国有，再分配给农民，农民则向国家承担兵役和徭役。地方行政上，中国是州、郡、县三级，日本则是国、郡、司三级。

最高一级的建制为"国"，全国共分为六十六个令制国，日本也仿照中国简称为"州"，因此自称"六十六州"。国的长官称"某国守"，如陆奥国称陆奥守、出羽国称出羽守，副长官则称"介"。农民从国家领取土地，向国家交纳赋税，服徭役与兵役。

各令制国组成军团，由这些农民构成，平时耕种、战时出征，从而维持起一支强大的国家常备军。这一切看上去与中国几乎毫无二致。然而，在发展过程中，这套源自中国的制度在日本却渐渐显出"水土不服"。

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，那些世袭的豪强贵族不断遭到朝廷打压，日渐边缘化。两汉以后，诸侯王的权力被削弱到几乎名存实亡，只能"衣食租税"；隋唐以来，朝廷又大力打压大士族，削减其势力。因此，中国能够与皇权抗衡的大贵族越来越弱。

特别是隋唐推行科举制度之后，从平民中选拔人才，用强烈依附于皇权的职业官僚取代贵族来管理国家，中国的这套制度才得以顺利推行。

日本的情况则截然不同。日本天皇名义上是"治天下之君"，实际上不过是由大贵族推举出来的"委员会主席"，代表的是众贵族的共同利益，而非天皇一人之利益。因此，日本大贵族的势力极为强大。

物部氏、苏我氏等豪族虽在大化改新前被铲除，但其余族与势力仍在。此外，因大化改新中立下大功，中臣镰足被赐姓"藤原"，藤原氏的势力此后不断膨胀，足以撼动整个朝廷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若要将贵族的土地全部收归国有再分给农民，本质上便是不现实的。

因此，日本律令虽然规定土地国有，却同时又赋予贵族、寺院种种特权，如按位阶授予的位田、职田等。特权阶层遂利用其影响力，开始大规模、合法地兼并土地。

而普通百姓不仅要交田租，还要服徭役、兵役，不堪重负的农民宁愿将土地献给贵族与寺院，自己沦为其佃农。如此一来，他们只需向庄园主交租，而免去了向国家承担的"庸"与"调"，即徭役、贡纳土产以及兵役皆可免除。

土地制度由此逐渐从班田制演变为庄园制，特权阶层与底层农民一拍即合，各取所需。班田制本身实施成本极高，需要频繁进行人口普查与土地丈量，朝廷根本无力负担，也管不过来。

当时的日本没有学习中国的科举制度，实际上也学不了，国家权力掌握在血缘贵族手中，如同中国先秦推行宗法制的时代，"世卿世禄"的血缘贵族把持朝政。没有科举制度，便无法从平民中选拔官吏，也就没有依附于皇权的职业官僚，只能继续依赖大贵族治理国家。

其结果便是，这些大贵族对皇权构成了严重威胁，尤其是藤原氏。其始祖中臣镰足与中大兄皇子（即后来的天智天皇）联手发动政变，除掉苏我氏，开启大化改新，中臣镰足因此成为大化改新的第一功臣，被赐姓藤原。到其子藤原不比等一代，已开始掌握国家大权。

藤原不比等将女儿光明子嫁入宫中立为皇后，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非皇族出身的皇后。此后遂形成惯例：皇后必出自藤原家。直至昭和天皇时代，即明治维新以后，日本皇后仍多出自藤原家，尽管当时藤原氏已分为许多分支，但仍属同一家族。

自大化改新学习唐朝以来，历代天皇之母皆为藤原氏。因此，藤原氏成为日本的外戚家族，情形颇类似中国辽朝，辽朝所有皇后皆姓萧，耶律氏为皇族，萧氏为后族；而在日本，天皇家为皇族，藤原家则为后族。

如此一来，藤原家便成了天皇的舅氏与外祖家，长辈们几乎全都掌控着国家政权，逐渐在"二官八省一台"的律令官制之外另起炉灶，形成了一种"令制外官"的官员体系。

例如，当天皇年幼时，其舅氏、外祖代天皇执政，称为"摄政"；等天皇长大后，也别想再从舅氏、外祖手中收回政权，因为他们又出任"关白"。这种政治形式即被称为"摄关政治"由天皇的舅氏、外祖担任摄政、关白，代天皇执政。

摄政、关白本不属于律令制中所设之官，故称"令制外官"。令制外官的权力越来越大，恰如中国古代官制演变中"高官变虚职、卑官变尊官、临时官变正式官"的逻辑，正如军机处本是皇帝的秘书班子，最终却成为实际上的内阁一般。

日本原有的"二官八省一台"逐渐被虚化，摄关家实际上成了朝政的主宰。自公元794年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（即今日本京都）起，至1192年为止的四百年间，被日本称为"平安王朝时期"。

平安王朝后期约三百年，基本上处于摄关家的统治之下，天皇亲政的时间不过百余年。也就是说，大部分时间天皇并不掌权，权力尽归藤原氏的摄关家所有。

摄关政治使日本始终未能形成如中国那般强大的中央权力，也就无法定期进行土地的收授，因而效仿唐朝的班田制很快便告破产。贵族与寺庙利用特权大肆兼并土地，建起一个又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庄园，这些庄园如雨后春笋般不断侵蚀着国家的税基与兵源。

庄园主们需要保护自己的财产、镇压不服管教的农民、抵御其他势力的觊觎，而朝廷的农民军团根本靠不住，也远水难解近渴。于是，一种新的职业应运而生，他们便是武士的雏形。这些人最初或是落魄的贵族子弟，或是地方上的豪强，或是精通武艺的在地管理者。

他们被庄园主雇用，或本身便是小庄园主，武装起来组成私人武装。他们骑骏马、挽强弓、佩武士刀，最初的身份是护卫和打手，后来则逐渐演变为武士。就这样，在中央权力被摄关政治掏空、地方秩序被庄园制重塑的双重变奏之下，武士登上了历史舞台。

他们从土地的裂缝中破土而出，最初不过是默默无闻的看家护院、私人保镖。但谁也不曾料到，这股在地方上悄然凝聚的力量，终有一日会反客为主，成为整个日本的主宰。那么，这些分散在各地的武士，又是如何由一盘散沙凝聚成一股足以撼动天下的洪流的呢？

而当武士阶层千年之后被明治维新彻底清算，废刀令一出，旧刀剑被收缴销毁、被民间贱价变卖，传统锻刀工艺濒临失传，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，日本几乎已找不到一位能完整掌握全套工艺的刀匠。

武士刀就这样被日本人自己遗弃了整整六十二年，与所谓的"皇国精神"早已毫无瓜葛。然而正当武士刀传统几近湮灭之时，昭和军阀却将其重新捡起，包装成煽动民族主义的政治道具。

靖国神社内成立日本刀锻炼会，量产半机制工艺的"靖国刀"装备将佐，南京大屠杀中的"百人斩"凶器便出自于此。

可见日本军国主义的爆发，根源在于明治维新后畸形的资本主义发展、天皇制下军部专权以及对西方殖民扩张的模仿，与真正的武士传统关系甚微；武士刀不过是侵略者临时借来的一层文化外衣，认清这一点，方能警惕一切借"传统复兴"之名行极端主义之实的伎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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